摘要安联
近些年以来，“供给”与“需求”这两个概念在宏观政策的讨论中备受关注。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厘清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系统理解二者的整体框架，进而从这个框架出发，理解我国经济所面临之挑战及政策应对的思路。在经济发展中，供给处于基础地位，经济发展必须以供给能力的扩张为前提。但宏观经济并非如“萨伊定律”所假设的那样，供给会为自己创造需求，而有可能因为收入分配的问题，长期陷入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在我国，因为国有资本回报在运用上有重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所以我国长期消费不足。在消费不足的时候，我国需要靠投资或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尽管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有投资回报率下滑、债务规模上升等弊端，但只要国内政策对路，这一增长模式完全可以持续。而且，在这种消费不足、投资拉动的增长中，我国还会在供给面保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未来，我国有上中下三策可选。上策是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占经济的比重来实现消费转型；中策是继续依赖政策刺激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下策则是放任经济增长失速，经济滑入去产能的衰退状态。在这三策中，我国应当以中策争取时间，向上策努力，而坚决避免走下策。
正文
近些年来，“供给”与“需求”这两个概念在宏观政策的讨论中备受关注。2016年，我国推出了“供给侧改革”，试图通过优化供给侧结构来化解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2023年，我国又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导向，以图在供给侧推动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另一方面，我国政府近年来也越发重视我国经济中“需求不足”的问题。在2023、2024和2025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我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并给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不过，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到底是何关系，何为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何为次要矛盾的关键理论问题上，还缺乏深入探讨，各界也未形成共识。这些理论上的困惑给宏观政策的施行带来了干扰和约束。
早在2000年，我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说过：“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注1】因此，“需求不足”对我国学者而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在学术文献中，专门讨论“需求不足”的文章并不太多。魏光谱，何干强（2014）曾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了我国需求不足的成因，并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的特征。郭柃沂，许文立（2024）则通过模型化的分析，研究了房价下降与需求不足的关系。周天勇（2017）则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解决需求不足的思路。
在对我国经济需求面的分析中，徐高（2012a）较早地认识到了“消费不足”和“需求不足”的联系，认为造成我国消费偏低的直接原因是收入分配中，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较低，需要建立起市场化调节消费和投资的机制来推进消费转型。徐高（2012b）进一步提出，要构造国企所有权的竞争市场，从而打通资源在消费和投资间双向流动的渠道，进而推进消费转型。徐高（2024）更是提出了“全民国企持股计划”这一更为具体的计划，倡议通过优化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来推进消费转型、扩大内需。与徐高不同，马晓河（2024）则认为我国消费一直受到高投资特别是无效、低效投资的挤压，因而增长不快。
与需求面分析的情况不同，从供给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远多于需求面的分析文章。这方面的文献普遍从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来解释次贷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其中很多文章从“人口红利消失”的角度分析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蔡昉（2022）做了一个这方面的综述。近些年来我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新质生产力”等政策均与学界对供给面的关注有关。
而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试图借助经济学发展史中有关有效需求的长久争论，从理论上厘清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系统理解二者的整体框架，以便从这个框架出发，理解我国经济所面临之挑战及政策应对的思路。
一、经济发展中供给的基础地位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供给能力扩张无疑是基础。自然界并非一个人类心想事成的地方。人类所需的物品很多需要人类自己生产出来。因此，只有供给能力不断扩张，人类社会才可能持续发展，人类的福利水平也才能相应提升。在长周期历史中，也能清楚看到供给能力扩张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的基础作用。根据Bolt等人（2024）的估计，从公元元年至16世纪，世界各国人均GDP水平长期停滞，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从17世纪科学革命开始，特别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人均GDP水平以指数上升，至今没有任何停滞的迹象。由此可见，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图表1）
不过，经济发展仅凭供给扩张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需求的相应扩张来加以配合。这一点，早在19世纪，像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这样古典经济学家就已经清楚。古典经济学家们知道，仅仅把东西生产出来还不够，还得把东西卖出去，经济才能循环得起来。如果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掉，生产活动就会难以持续。所以，经济中供给能力扩张的同时，经济中的需求也需要相应扩张。而把东西卖出去所需要的需求，与人的欲望并不是一回事。一个路边的乞丐应该会有很强的欲望要吃好东西，但他因为缺乏购买力，所以他的欲望并不能够转换成为市场上对产品的需求。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家们早就知道，人的欲望并不等于市场上的需求。对经济活动有影响的需求，是那些有购买力支撑，会表现为购买行为的欲望——这样的需求叫做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
但在宏观经济中会不会长期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这个问题上，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却有很大分歧。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会高效运转，将购买力与人的支出欲望做有效结合，从而确保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不会长期出现。但古典经济学家中也有马尔萨斯和卡尔·马克思这样的少数派，相信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会长期持续。
相信有效需求不会长期不足的古典经济学主流思想，被总结为著名的“萨伊定律”（Say’s Law），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定律反映了主流古典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运行的深刻洞察和对市场运行效率的高度信仰。萨伊定律这个看似反微观直觉的论断，论证逻辑是这样的：萨伊相信，供给必然伴随着让人不舒服的劳动活动。因此，人如果不是有了欲望（饿了想吃、冷了想穿等），不会愿意去做辛苦的劳动来创造供给。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他一定会什么也不想干，因而不会从事供给活动。所以，如果经济中有劳动所带来的供给产生，必然意味着促使这些供给活动得以发生的欲望已经先于供给活动而形成了。而且，供给活动所得到的产品会成为从事供给劳动之人的收入。这样一来，这些人用他的劳动所得去购买产品，以满足其欲望，就自然而然地在经济中产生出了有效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有供给活动发生，就必然会有等量的有效需求同时形成。所以萨伊在其1803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一个用自己的劳动创造某种效用，从而将价值赋予某些物品的人，不能期待有人欣赏并购买这个价值，除非其他人拥有购买这价值的手段。那么，这些手段由什么构成呢？答案是，由其他的价值构成，即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之果实的其他产品所构成。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到一个乍一看似乎悖论式的结论，即生产为产品创造需求。”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篇，第15章）
萨伊定律反映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即宏观经济在市场之“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会实现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持续平衡，而不会长期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因此，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就只存在于供给面。只要有供给，就自动地会有相应的有效需求，经济就能发展。
在19世纪的古典经济家之后，经济学几经发展，并在凯恩斯之后形成了宏观经济学这一专门的经济学分支。当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是所谓的“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Woodford（2009）对这一当前西方宏观经济学主流范式做了不错的综述。在“新-新古典综合”范式的内核处，实际上内嵌了萨伊定律。换言之，当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继承了19世纪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相信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不会长期存在。比如，在当前最为流行的分析货币经济的“新凯恩斯模型”（New Keysian Model）中，市场虽然会因为价格粘性等摩擦性因素而在短期内偏离有效状态，但用不了多久市场就会收敛至有效状态，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因此，当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在讨论长期经济增长的时候，只会从供给面入手来分析，而不会考虑有效需求不足长期不足的可能性。
受西方主流宏观经济范式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家在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的时候，通常只是从供给面入手，往往忽略了需求长期约束经济增长的可能。曾一度流行的用人口红利消失来解释中国经济在次贷危机之后的增长减速安联，以及从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来解释经济增长减速的文献，都是从供给面入手对我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事实上，这些分析的隐含前提是萨伊定律成立——尽管很多分析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萨伊定律在中国不成立，有效需求而非供给能力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瓶颈，则从供给面入手对我国经济增长所做的分析就找错了方向，其意义就大打折扣。
二、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思想源流“萨伊定律”只代表了一派经济学家的思想——尽管这派经济学家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最近50年都处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在古典经济学家中，马尔萨斯是认为有效需求可能长期不足的少数派经济学家之一。在1814年7月到12月间，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往来了多封信件讨论有效需求的问题。【注2】在1814年9月11日写给李嘉图的信中，马尔萨斯写到：“有效需求由两个成分构成，购买力和购买愿望。购买力或许可被正确地用国家的产出（不管是大是小）来代表……我认为购买力并不一定包含成比例的购买愿望，我也不同意……谈到某个国家，供给总不能超过需求。一国必然拥有购买它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购买力，但我很容易地设想它不拥有购买这些产品的愿望。”（《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6卷）》，第59篇）但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三章第3节所说的那样，马尔萨斯由于没能提出解释有效需求为何会长期不足的系统性理论，因而他有效需求不足的见解长期不被经济学家们重视。
凯恩斯是把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发扬光大的一位伟大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有效的那种假设其实只是特例。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一章中，凯恩斯说：“古典理论其实只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凯恩斯相信，如果要等市场收敛到有效状态，等市场自发地将有效需求与供给平衡起来，等待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我们都得等到老死。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第三章第一节中，凯恩斯说：“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一种误导。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按照凯恩斯的思想，经济经常性地处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短期，所以政府需要经常用需求管理政策来调控有效需求，从而熨平经济的波动。
凯恩斯给出的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是名义刚性，即价格因为种种摩擦性的因素而无法迅速调整到位，从而让市场无法及时出清，因而没法很快达到有效状态。然而，凯恩斯虽然认为市场无效的状态会持续很长时间（等到老死了也等不到），但他给出的价格调整不及时的解释却与其论断有不一致之处。因为在实践中很容易发现，价格虽然调整起来确实有些缓慢，但再慢也不至于要等到人都老死了才能调整到位。正因为有这一点结论和逻辑间的不自洽之处，所以凯恩斯的思想最终又被包含进古典经济学家的主流思想之中，进而演变成为现在主流的“新-新古典综合”范式的一部分。
在“新-新古典综合”范式的新凯恩斯模型中，市场虽然会因为价格粘性而在短期内偏离有效状态，但这个短期不会太长，也就持续几个季度。几个季度之后，价格就会调整到位，市场就会收敛至有效状态，有效需求不足就会消失。新凯恩斯模型给出的结论是，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也就几个季度内）使用，而不能在长期使用。换言之，当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相信，凯恩斯所描述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无效状态，只是在短期内才会存在的特例，而非常态。“新-新古典综合”对凯恩斯思想的这种融合，事实上是对凯恩斯思想的一种阉割和扭曲。因为正如前文所述，凯恩斯本人其实是相信市场有效是特例，市场无效才是常态。
对有效需求不足给出更系统且更符合实际解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效需求为何会长期不足。回到前面萨伊定律的论证。萨伊相信，人有了欲望才会去劳动并产生供给，而供给的产出就是劳动之人的收入。因此，只要有供给活动发生，在从事劳动供给活动的人那里会自动形成欲望与购买力的结合，并随之形成有效需求。但萨伊忽略掉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从事劳动的人所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一定就归劳动之人所有吗？
比如，一个工人可能饿了想吃东西，于是他生产了10单位的衣服（假设10单位衣服正好足以在市场上换到这位工人想吃的10单位食物数量）。但这个工人可能只拥有其生产的10单位衣服里面的2单位，剩下的8个单位的衣服并不归其所有。比如，工人生产衣服时需要借用资本家的机器，因而需要将其产出中的8单位衣服支付给资本家作为机器的报酬。这样一来，工人虽然有10单位食品的欲望，但他只拥有2单位食品的购买力。他所创造出来的另外8单位购买力被转移给了别人。而如果这个别人并没有支出的欲望，则这8单位购买力会在市场中沉淀下来，并不会转化为有效需求。这样一来，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就会不足——工人10单位衣服的产出只产生了2单位衣服的有效需求——萨伊定律也就不成立了。所以，萨伊在论证萨伊定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收入分配问题——他没有想到被欲望驱使而劳动的人，其劳动成果未必尽属该劳动者所有。
萨伊忽略之处，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资本家拥有资本，并从资本中获得大量回报。而资本家将其所获资本回报主要用作扩大再生产，进一步积累资本。资本家不断积累资本的行为会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资本会替代人工，从而使劳工的总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资本积累会导致全社会生产能力持续扩张。但是，生产能力主要靠来自劳工那里的有效需求来找到销路——毕竟，资本家因为人数较少，其消费支出终归是有限的。但由于劳工的收入占全社会总收入的比重逐步走低，由劳工收入所支撑的有效需求也会越来越弱。于是，相比越来越扩大的全社会生产能力而言，全社会有效需求越来越不足。这样一来，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越积累，就越会碰到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问题。恩格斯在188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用如下文字精辟地总结了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
“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着工人不断遭到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竞争的强制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章）
马克思对有效需求不足的论证，核心建立在收入分配所存在的问题之上，从而抓住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本质。可以说，有效需求不足本质上是个收入分配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就是其总收入，所以从总量上来讲，一个国家总是拥有足以购买其全部产出的购买力的。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所以，只要把收入充分导向消费者，消费者一定会为整个国家创造出足够多的有效需求。
而反过来，如果全社会总收入不能充分流向消费者，而被一些不消费的经济主体所支配（这些不消费的经济主体是不受消费者控制的投资者），就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并非无限，而会受到投资回报率高低的影响。如果投资回报率下降到很低水平，明显抑制了投资意愿，此时投资者就算拥有购买力，也不再会愿意将其花出去，购买力就会在投资者手中沉淀下来，不能转化成为有效需求，经济中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所以说，有效需求不足产生于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产生于全社会总收入未能充分流向广大消费者（劳工）这一状况之上——马克思的这一洞见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是成立的。
三、经济可能所处的四种状态下文将对有效需求的结构展开分析，并从中推出宏观经济可能存在的四种不同状态。对一个国家而言，其“总有效需求”（简称“总需求”）无非来自于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和来自国外的有效需求，即所谓的“外需”。外需在本国的统计上，表现为本国的贸易顺差。在消费、投资和外需这三大总需求的组成部分中，消费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因为人的消费欲望是无限的，所以只要在收入分配中，把全社会总收入充分导向消费者，全社会来自于消费的有效需求就会持续充足，从而保障经济体内生地处于有效需求与供给相平衡的状态。这便是消费充足的状态，我们将其称作状态一。
状态一，消费充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全社会总收入充分流向消费者（或者说全社会总收入尽由消费者所支配），经济会自动处在供需平衡的状态。这是因为消费者总是希望尽可能多的消费——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消费偏好是“无餍足”的。因此，只要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就一定能够提升消费者的消费。当然，消费者的消费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在时间上持续的过程（消费者现在会消费，未来也会消费）。因此，消费者会时时做消费的跨期优化决策——他会把当期收入的一部分用作当期的消费，而将剩余的部分变成储蓄和投资，以便在未来通过投资回报而支持其未来的消费。
消费者一定会在现在和未来的消费之间持续做权衡和优化决策。这种情况下，投资回报率的上升会让消费下降，因为此时通过投资将消费从现在转移到未来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所以消费的减少一定会伴随投资的上升。反之，如果投资回报率下降，消费者就会自动减少投资而增加当前消费。总而言之，在这种消费者支配全社会总收入的情况下，消费与投资之间会有一种自动调节的机制，使得其中一方的下降被另一方的上升所抵消，因此全社会的有效需求会持续处在与总供给能力相匹配的平衡状态。
这其实是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当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新-新古典综合”范式所假设的经济会处在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消费者拥有全社会的总收入。而这也正是萨伊所假设的经济的收入分配状况。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萨伊定律会成立，经济增长的约束只存在于供给面，经济的有效需求会自动与供给相匹配。可以说，这是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经济内生性地处在有效需求充足的状态，宏观经济不需要依赖外在的宏观政策或是别国的需求来维持供需之平衡。而且在这种状态中，全社会总收入会最为充分地转化成为消费者的消费以及由消费所实现的福利提升，从而最好达成尽可能提升民众福利之经济发展最终目标。
但如果全社会的总收入没有充分的流向消费者，总收入的运用不完全由消费者支配，则经济会陷入消费不足的情况。在消费不足的情况中，又会因为总需求主要靠国内投资还是靠外需来拉动，而分成两个状态。
状态二，消费不足，靠投资拉动总需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国家总收入中的一定比例游离于消费者的掌控之外。这部分收入因而不会变成消费，而只能转化为投资。但投资的欲望并非无限安联，而会受到投资回报率的影响——偏低的投资回报率会抑制投资意愿。如果全社会投资回报率下降到较低水平，导致持有这部分收入的投资者缺乏投资意愿，则收入会在投资者手里沉淀下来，而不能充分转化成为有效需求。此时如果没有外力强行刺激投资，投资需求就会偏弱。偏弱的投资需求与受收入所限而偏弱的消费需求合起来，会演变成为内需不足的状况。
此时为了化解内需不足的压力，政府可以通过宏观政策来强行刺激投资，并接受越来越低的投资回报率。比如政府可以用财政政策来直接做投资项目，而不顾及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著名的“挖坑理论”——政府雇人在地上挖坑并填坑来创造有效需求。在地上挖坑并填掉，当然不会带来任何微观层面的回报率，但这个这种行为却可以为宏观经济创造有效需求，从而维持经济供需的平衡，让工人能保有工作，避免经济滑向下文会介绍的去产能之不利状态。
这种消费不足、投资拉动的状态是缺乏内生可持续性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宏观政策对投资的强行刺激，而任由投资回报率的下降来抑制投资欲望，则经济必然会滑向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内需不足）的状况。而就算靠政策强行刺激投资来拉动总需求，经济也必须要接受越来越低的投资回报率（凯恩斯的挖坑建议显然谈不上有多高的投资回报率）。
状态三，消费不足、靠外需拉动总需求的状态。这是在开放经济中，消费不足的另一种衍生状态。一个国家如果和其他国家有贸易往来，则除了国内消费和投资之外，总需求还可以来自外需。此时，内需不足可以靠外需来补，即国家向外出口，让自己国内用不完的产出与别国的有效需求相结合。在这种状态中，本国会持续拥有贸易顺差，对外国积累债权。同时在与本国进行经贸往来的各国中，必然至少有一个国家会存在持续的贸易逆差，并积累越来越多的外债。
外需拉动状态的持续性取决于外国为本国创造有效需求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外国如果长期有贸易逆差并累积越来越多的外债，则难免爆发国际收支危机（Balance of Payment Crisis），从而打击外国的有效需求。但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是一个独特可以避免国际收支危机的贸易逆差国。由于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所以美国可以用其本币美元来借外债，因而不存在爆发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正因为美元的这一特殊地位，所以在过去的四十年的全球贸易中，形成了以美国为几乎唯一的长期贸易逆差方的全球失衡格局。换句话说，那些靠外需拉动其总需求的国家，其外需都主要来自于美国。这种情况下，美国为别国创造有效需求的能力和意愿，会高度决定各顺差国外需拉动这一状态的持续性。考虑到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强内需的增长模式已经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再加上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越发抬头，世界各顺差国靠外需拉动的增长模式也越发的面临阻力，持续起来愈加困难。（图表2）
状态四，总需求不足的去产能状态。一个国家如果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都很弱，外需也不强，从而导致总需求长期低于供给能力时，就会因为总需求不足而陷入供给能力收缩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总需求不足的时候，供给面就被迫要做减法。
需要注意的是，去产能状况并不会像某些乐观看法所设想的那样，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产能的出清来重新达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这是因为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很可能发生产能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竞争性收缩。产能的收缩意味着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而这反过来会打压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从而导致有效需求进一步收缩。有效需求陷入收缩路径之后，需求不足的问题可能变得比去产能之前更为严重。所以，去产能并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试图通过去产能，以短痛换取长痛的天真想法很难变成现实。去产能往往会演变成为漫长且痛苦的经济萧条，甚至演化成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四，我国的消费不足和需求不足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分析中，收入分配是关键。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家拥有的资本产生的回报未能流向消费者（劳工），未能转化为消费者的收入和有效需求，因而导致生产能力的扩张与消费有效需求的相对下降之间出现矛盾，进而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对这个问题，马克思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采取公有制，让资本为广大消费者所拥有，从而让资本回报更为充分地流向消费者，进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2018年“第四次国民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企业部门总资产为91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国企资产规模为475万亿元，占企业部门总资产的比重为52%。【注3】此外，我国还存在数额庞大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在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的确占了主体地位。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这种所有制结构都赋予了我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推动我国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那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很快变成现在这个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完成了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的转变，生产能力从之前的不足转向了现在的过剩。
在国民经济实现了从短缺到过剩的重大转变之后，我国对国有资产回报的运用仍然保持了很强的惯性，国有资产所创造的回报中，大部分还是变成了积累和投资。国有资产回报中流向消费者部门的规模仍然较小。这让我国在快速扩张的供给能力与消费者部门创造的偏弱有效需求之间，越发出现了矛盾。从而导致整个宏观经济越发明显地呈现出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状况，越发浮现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状况的一些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就一直处于消费不足的状况。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还曾经经历过从1998年到2002年的长期通缩，即前文所述的去产能的状态四。在这段时间里，我国虽然也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去产能，推动了大量工人分流下岗，但并没有将我国的过剩产能清除干净。后来我国在2003年走出通缩，主要原因还是2001年加入WTO后，外需在2003年明显走强。在2003年到次贷危机爆发的2008年这几年里，我国处在外需拉动的状态三，经济处于繁荣甚至过热的状态。但随后爆发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极大压缩了我国外需扩张的空间。我国随后进入了投资拉动的状态二。而在投资拉动过程中，投资回报率下降、国内债务率上升等问题逐步浮现，令我国刺激投资的政策意愿明显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在近几年，我国甚至出现了滑向去产能的状态四之明显的风险。
以上对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分析，以及对过去30年来宏观经济走势的描述，都表明我国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存在着因消费不足而引起的内需不足问题。我国经济增长的紧约束一直在需求而非供给。
五、消费不足状态的辩证分析前文所述的状态二（投资拉动）和状态三（外需拉动）都属于消费不足的情形。只不过其中一个靠国内投资，另一个靠外需来补国内消费的不足。消费不足情形所存在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弊端之一，消费不足的时候，经济发展会偏离尽可能提升居民福利这一最终目标。由于广大民众（消费者）的福利主要靠消费来实现，如果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比较低，则民众的个人感受与经济总量增长之间会脱节，经济增长的果实将不能够充分转化为民众福利的提升。面对我国不低的GDP增速时，不少人会觉得自己的个人感受与GDP增速之间有落差。这种落差就主要源于在GDP中偏低的消费占比。
弊端之二，消费不足的时候，经济发展会缺乏内生可持续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宏观政策对投资的刺激，又或者没有外需的拉动，经济增长就会因为总需求不足而走向停滞，甚至滑向去产能的衰退状况。在投资拉动的状态二中，大规模投资会导致投资回报率持续下滑，以及投资资金接续的困难。毕竟，当投资回报率下降到很低水平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无法覆盖融资成本。此时，投资就会带来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对爆发债务危机的忧虑。近年来，我国国内越来越高的债务率水平已经对国内宏观政策形成了较强约束。
而就算经济处在外需拉动的状态三，国内虽不会有太多债务的问题，增长的可持续性也难以得到保障。毕竟，为本国提供外需的外国必然会有长期的贸易赤字，以及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外债。外债的扩张反过来会对外国有效需求的扩张形成约束。即使美国这个唯一可以用本币借外债的国家，外债累积太多也会导致其国内对其债务扩张可持续性的忧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削减外债及降低其国内需求的压力。这些压力反过来，会对我国外需拉动的增长模式带来阻力。
但看待事物一定要辩证二分地来看。消费不足的状况虽然有以上所说的这些弊端，但也有其长处。作为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消费不足同时意味着经济中较高的储蓄和投资占比。在过去四十年中，我国的储蓄率常年处在高位，大概是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高储蓄和高投资给我国带来了较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速。（图表3）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当然有市场化改革所做的贡献，但也离不开我国这种消费不足的经济需求面结构对储蓄和投资的助推作用。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所取得的经济奇迹，绝不仅仅是市场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注脚，还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以及特定的需求结构密切相关。
甚至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发展，与100多年前马克斯·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其出版于1904年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章里，韦伯写到：“既要挣钱，而且多多益善，同时又要力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乐……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经济获利活动不再作为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的手段而从属于人了……它是极其无理性的，但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项指导原则。” 韦伯的思想被后人总结为“为上帝而储蓄”。在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储蓄不再是获取未来消费的手段，而是变成目的本身（为储蓄而储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曾经经历过资本快速积累，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
当然，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如果只有高储蓄、高投资带来的供给能力的扩张，而没有有效需求的相应匹配，经济还是会走向停滞。但如果能全面深入地理解消费不足情景下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就能知道只要国内宏观政策对路，我国消费不足的增长模式也是可持续的，无需对其发展前景悲观。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确实会让投资回报率下降，国内债务规模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增长模式就不可持续。我国的低投资回报率和高债务，是对我国高储蓄的一种抵补。换言之，我国不是因为投资太多所以消费不足，而是因为消费不足，所以投资必须得多。再换言之，我国投资规模大是因为需要将国内较多的储蓄有效利用起来。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投资将这些储蓄给动用起来，国内购买力就会以未被动用的储蓄之形式而沉淀下来，使得我国面临有效需求更加不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我国偏高的储蓄率没有降下来，就需要用大量投资将其运用起来，而且在高储蓄率的支撑之下，哪怕国内投资回报率一路降下去，国内债务一路涨上来，投资也仍然会源源不断地得到储蓄的支撑，而不会出现资金接续不上，难以为继的状况。因为只要高储蓄作为资金的源头一直在那里，投资回报率就算下降至很低水平，投资也继续能够得到储蓄资金的支持。
事实上，尽管我国国内债务规模已经上升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我国国际投资头寸表（IIP）数据显示，2024年末，我国持有的海外净资产（我国持有的海外资产减去我国的海外负债）上升至3.3万亿美元。如果有人觉得我国国内债务太多了，别忘记我们还向外国人放了3万多亿美元的债。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必要担心我国国内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还有观点认为我国越来越低的投资回报率意味着资源的浪费。这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在投资过剩的时候，最有效的投资方式其实是不投资，而事将准备投资的收入转移至消费者者那里变成消费。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把收入从投资者（包括广大国有企业）那里转移到消费者手里。但我国缺乏这样进行收入转移的现实路径。换句话说，我国在减少投资的同时，消费者的收入和消费并不会自动上升。所以减少投资反倒会加大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甚至引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去产能状况。而那将是资源更严重的浪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在消费者收入占比未能提升，外需又不够给力的情况下，我国能够找到的约束最优。
目前国内对消费不足状况辩证而全面的认识还明显不足，有人只见其弊端，而未见其带给我国在生产力扩张方面的竞争优势，更没有意识到只要政策对路，这种模式具有可持续性的事实。这导致我国近些年的宏观政策对投资和债务扩张多有打压，因而加重了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在当前美国进一步推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大环境中，如果我国还不调整政策思路，积极刺激投资，则经济增长失稳，经济滑向去产能之状态四的风险会进一步上升。
六、我国的政策选择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供给和需求就像人的双足缺一不可。而在供给与需求这两者之中，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紧约束。因此，经济发展的瓶颈究竟是在供给面还是在需求面，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特别地，在将西方主流宏观学运用到我国的时候，需要了解西方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什么，需要验证其假设是否与中国现实相符。正如前文所述，作为西方当前主流宏观学范式之重要隐含前提假设的萨伊定律，在我国并不成立。因此，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所面临的瓶颈在需求面，而不是像西方宏观理论所讲的那样在供给面。因此，我国应该以需求面政策为维护经济增长稳定的主要方向。
在这方面我国有上中下三策可选。上策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尤其是要将国有资本的回报更多地转移给消费者。过去，我国国有资本回报在运用方面重积累、重投资，这在短缺经济的环境中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国有资本回报的运用方向也应该更多地转向提升民众收入和消费，如此方能引导我国走上一条供需更为平衡，经济增长更具内生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果实更多惠及普通老百姓福利的消费转型之路——此为上策。徐高（2024）给出了如何走“上策”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而在消费转型所需的收入分配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国内投资和外需是我国必须依赖的有效需求来源。而外需并不受我国控制，因而谈不上用外需来作为国内应对需求不足的对策。在消费不足时，我国能够依赖的对策是通过刺激投资来创造有效需求。由于我国投资主要由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产投资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制造业投资会很快转化成为增量产能，容易加大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因此，政策应更多以基础设施投资和房产投资为刺激对象，用这两个不会明显带来产能扩张的投资来做稳增长主引擎。如此可以长期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并让我国继续保有消费不足状况带给我国的供给面竞争优势——此为中策。
而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投资方面又缺乏有效的政策刺激，则我国难免会滑入最差的去产能之状态四。如果那样的情况发生，我国的经济结构并不会像某些天真的看法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市场出清而自动调整过来。这是因为我国需求面经济结构的失衡源自于我国的收分配结构，并不会因为经济增长的减速而自动被修正。另一方面，我国还将因为去产能而自我削弱供给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且导致经济增长失稳，甚至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智者所不取的下策。（图表4）
以上，我们借助经济学历史中有关有效需求的争论，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梳理了我国经济发展中供给和需求双方面的逻辑。只要我们跳出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的局限，用辩证的眼光来看供给面和需求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能够找到当前中国经济的关键堵点，理清政策应对的逻辑，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确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持续在轨。在我国可选的上中下三策中，我国应当以中策争取时间，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向上策努力，并坚决避免走下策。
本文来源：徐高经济观察安联，原文标题：《供给与需求的辩证法（1万5千字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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